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采访肖鲁

2020-12-22 01:30 0

采访: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采访组

被采访人:肖鲁

采访地点:北京斜屋

采访时间:2017年7月

年鉴展:《极地》这个作品给人最大的触动就是您在割伤手后并未停止创作,而且这次“意外”给作品带来了不可复制的震撼的效果。您曾说过,“我在行为里会一直关注’不可控’的问题,往往喜欢去体验行为的过程”,在事后似乎也有观者询问这次割伤是否事先有计划。您对于创作作品过程中的“可控”与“不可控”的程度是如何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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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  行为/装置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肖鲁:有些东西可以控制,有些东西在设计的时候就留下一些不可控的空间。但这件作品过程中的出血,我根本没想到,因为如果有计划的话,我不可能割这么长的口子,而且这个口子非常深,断了三根筋、一根肌腱,所以这个肯定不在我计划之内。当时我只是想凿冰,凿出去或凿不出去都有可能。我割伤之后,看了一下手,当时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是看到血很多,第一反应是把手放到冰上。我后来才知道,冰是止血止痛的。做艺术的人对美感有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血在冰上的样子让我兴奋,那种视觉的美感打动我了,所以我就觉得得坚持做一会儿,现在停下来太可惜了。就是这种意识,使得我经常将手放在冰上抚摸,实际上是止痛,血流得很厉害,手放在冰上会舒服些。只要它不痛,只要我在意识中感觉我还能做,我就想再做一会儿。能做多久,我也不知道。凿了一个洞之后,又凿了一个洞。最后停下来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的头晕。我开始向楼上招手,其实我也觉得奇怪,观众没有一个来救我?可能他们觉得我是设计的。周颖在二楼看到我在招手,她第一个反应过来,“快救人啊,肖鲁在呼救呢!”这时下面的人才拿来梯子。我这个过程,他们说进行了半个小时。

行为中的“不可控”往往需要行为艺术家有非常好的临场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行为艺术的迷恋。许多偶发的事情,是你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些行为之后的后怕,让我更加明白了生命的所在。它就如同你去参加一场行为现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何应对,是我这些年做行为最大的挑战。而在“不可控”中的“可控”,是行为艺术中最令人回味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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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  行为/装置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年鉴展:您希望作品传达给观者的态度是完全开放式的吗?

肖鲁:《极地》(2016 )的开放还不太明显。有些作品就比较明显,比如《精子》(2006),男性观众必须参与进来。至于说作品传达给观者的态度,我希望是开放式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赋予作品自己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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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  行为/装置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年鉴展:如果因为某些意外,由观者接收到的信息来看,作品呈现出了与预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您会怎样做?

肖鲁:艺术家只能把握其创作所能把握的东西,不可能去考虑观众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作品出现了与预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我会顺势而为。《极地》不就是这样的吗?

年鉴展:《极地》这一作品中,有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吗?

肖鲁:其实就是大自然给了我这个作品的灵感。我去过很多国家,但第一次去了一个离北极最近的岛国——朗伊尔城,这个城市很荒凉,海上漂浮着冰山,你会感觉那个地方特别干净。北极离天很近,到了那个地方,那种特定的自然环境是你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体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身临其境。人在那个地方,你的呼吸、你的感受,所有都是真实的,你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我去朗伊尔城是参加一个国际行为艺术节,在那儿做了两个作品。如果我不去那里,就没有这个灵感。在那里最让我兴奋的,一是北极的冰川,二是朗伊尔城的刀。朗伊尔城有很多店铺卖刀,又好看又便宜。那天我一下子买了三把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刀有兴奋感,在买第三把刀或第二把刀回来的路上,我有了一个冰和刀的图像,于是就有了后来《极地》(2016)作品的雏型。作品的结果可以有多种阐释,但在那个岛上,是什么刺激了我的灵感。有些东西是内在的,有些东西是外在的,也许是外在刺激了内在的。我做艺术需要有一个兴奋点,就像谈恋爱一样,可能你碰到一个人,他/她不知道那点打动你了,你觉得心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跑了。做作品也许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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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  行为痕迹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年鉴展: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在您的作品中,私人化的情感似乎一直占据了关键的主导位置。不同的身体状态的体验,比如醉酒、疼痛、(准备)怀孕(《精子》),也是非常私密的。您是如何去思考自我的行为、情感与观看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结的?

肖鲁:我的作品可能有阶段性。我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比较个人化、自我化。也许那个时候所承受的东西在内心积聚,需要找到出口。对某些东西释放不掉,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作品很自然就会往这个方向走了。我的作品一般是在特定状态下的产物,这个时候如果正好有机会做作品,我可能就会把它做出来了。可能我以前纠结的个人的事情多了一点,所以之前的作品,比如《对话》(1989)、《十五枪》(2003)、《精子》(2006)、《醉》(2009)、《什么是爱》(2009)、《婚》(2009)、《情书》(2010)等等,都跟个人情感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可能我作品出发点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但是这个作品完成后,别人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做《精子》、《婚》的时候没想到什么女权的事,但是很多人会把我这两件作品定义为女权主义作品。所以我慢慢也接受了一个现象,就是艺术家做作品有特定的思维模式和方式,但这个作品做完后,社会对它的解读是再创造的过程,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思维给作品重新定义,不一定跟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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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装置 / 行为  中国美术馆  19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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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  装置/行为  延安抗大宾馆  2006.5.2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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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行为  布鲁塞尔La Bellone  200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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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爱? 行为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卢布尔雅那”Stara Elektrarna”  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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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  装置  2009-2010

年鉴展:您一直也比较关注自己作品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艺术家身份的问题吗?在今天的语境下,您是否会觉得外界在阐释和解读您的作品时重视“女性”这一角色是一种对作品的偏离?

肖鲁:我觉得分两个层面。2012年,“秃头戈女”的策展人庸现找我,她选了《精子》(2006)、《婚》(2009)和《对话》(1989),觉得这三件作品具有女权主义意识。我同意参加这个活动。在开幕式上剃了头,那时感觉有点兴奋,想投入这个事情做点什么。在2012—2013期间,我真的非常认真地思考过做一些女权主义的作品。2012年之后,有很多社会上的女权主义者来找我,他们非常希望我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艺术家,因为这意味着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态度去支持女权主义,他们会有一种同盟感。我也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认真阅读了女权主义的历史。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从社会学认识上说,我愿意支持这个事情,因为女性的确与男性在很多方面有差距,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平等;但是从艺术创作上来说,我不能把我界定为一个女权主义艺术家。我曾经在2012—2013年期间很苦恼,因为我想做一些女权主义的作品,但结果不理想。这个过程让我认识到,我如果带着一个既有的观念去做作品,是做不出来的。我做作品的特点,需要把自己脑子放空,感觉上来了,它会带着我往某个方向走。比如《极地》,其图像就在北极浮现于我的脑海,是不是女性意识并不重要。所以那一年的纠葛,让我放弃了给自己贴任何标签。做作品又回到了自由的状态。什么东西打动我心,那个作品就存在了。但是从社会学角度说,我还是有性别意识的,因为男女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艺术家和社会学者,她们把早期女权主义者争取来的成果变成了一种制度。比如西方的一些活动会强制规定男女各占百分之五十,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太失调了。我深知女性对名利的不敏感,如果制度没有给她们制造一些机会,她们可能就不会去争取的。有了机会,女人的才能才能显现出来。这是女人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不回避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在社会中所存在的性别问题。至于艺术创作这个过程,我不想限制自己,也不想限制外界的阐释。自由的想象空间,是创作者最大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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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戈女   行为  左起:蓝镜 肖鲁 李心沫   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2012.3.3

年鉴展:那您觉得艺术和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肖鲁:艺术和制度的不协调关系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当代艺术才三十多年的历史,许多艺术体系的建立都处于初建阶段。但作为艺术家来说,清醒自己的能力所及,做好作品是最重要的。

年鉴展:年鉴展似乎是一个以一种理论化、文本化的方式记录和讨论艺术作品的过程,而行为艺术的魅力似乎在于其极为瞬间的偶发性。当这种偶发性被记录和归档之后,它的意义是否会得到改变?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将自己的作品文本化或者图像化,成为某种历史记录的过程的?

肖鲁:行为艺术必须要有这一过程,做的时候它是一个过程,但最后的呈现必须归到照片或影像。如果有一个机构能把它保存下来,我觉得挺好的,记录下来,将来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对后来研究行为艺术会有帮助的。

年鉴展:除了行为艺术之外,我们本次年鉴展的重点还有抽象艺术、录像艺术与新媒体这些专题。您对2016年的当代艺术有什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吗?如今艺术跨媒介、与科技的融合的趋势是否会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肖鲁:如果我能够掌握更多的媒介,我的行为艺术就可以用更多的材料。我的行为艺术有很多时候用装置,对我来说,对材质的运用,能不能控制住,如果能够控制,我觉得都可以尝试。所以根据情况吧。我对做作品的原则是:内容决定形式。当内容需要用一种形式去表达的时候,我会去解决这个形式问题。当然在解决形式的过程中,也有技术问题,如果我解决不了某个技术问题,这个媒介可能就被我放弃了。我感觉对空间和材料的运用比较得心应手,所以我的行为中会有装置,会对材料在空间中的运用感兴趣。

年鉴展:接下来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肖鲁:如果用一个词来说,那就是顺其自然。如果在室外做,我需要借景,如果在室内做,我需要看这个空间。我平时会写书法、看书,发呆,有想法记下来,整理行为作品是有大量的工作,因为视频都是我自己编辑剪辑的。我觉得行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很重要,它是有一个气场的,所以气很重要,练字是练气。看书是养气。我开始在想,如果没有策展人的邀请,是不是也能主动的去做一些作品,以前还是有点被动。有一些展览的计划正在谈,但还没有定。因为行为必须要根据空间和场景去构思,比如《洗钱》这个作品,并不是由于我对金融敏感,而是策展人给了我这个海边的环境,这个场景给了我这个灵感。行为是要长在那个环境里的,借着环境的因素,才能把作品做大,一定要与环境发生关系。所以我做行为是要看具体的环境和场地,再去构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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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  行为  瑞典哥德堡VALAND艺术学院  2015.9.5

年鉴展:想问一下您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您的作品《合一》里有提到阴阳的观念,然后有关注两性和阴阳以及刚刚提到的气和顺其自然这些概念,这都是属于道教的一些概念。

肖鲁:我觉得艺术家需要有宗教情结,但是这个宗教并不是特定的。其实很多人问我,肖鲁你信哪个教,我说我不是信某一个特定的宗教,但是我相信好的艺术家都有宗教情怀。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一种精神——因为宗教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有一种信仰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我的作品跟宗教发生关系的就两件,一个就是《清洗》(2013),一个是《圣水》(2017)。前一次是在威尼斯一个天主教的博物馆里,因为展览的主题是“大运河”,所以我带了一桶中国大运河的泥过去,准备抹在身上,用威尼斯运河的水洗掉。但在开幕式前,主办方把这个行为计划给取消了。理由是天主教的博物馆是不能见到女人的身体,那怕是抹了泥的身体。已经要开展了,主办方突然说“肖鲁不许你做了,室外也不许做了。”泥也被偷了。真的是不讲道理,脑子都反应不过来,所有的知识、想法,什么都没了。就那么一霎,你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是性格。也没跟策展人肖戈商量,当场就把衣服脱了,冲出博物馆的大门,跳到河里去了。事后我才想起来尼采那句话:“上帝死了!”那个天主教博物馆因为我裸泳的突发事件,当天的开幕式就关了。其实这个作品与宗教有关系是被逼出来的。但今年五月去威尼斯,是我主动和宗教发生了一次关系。策展人Jonas Stampe的“第四届威尼斯现场”,给我们提供的场地,一个是圣马可广场,另一个是在双年展附近的一些街道。我选择了圣马可广场。我准备了七个碗——宗教里七是有许多特殊意义的,带了一瓶茅台酒,“圣水”就变成了茅台酒。我喝了三碗酒,人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又喝了两碗,就醉得脑子彻底断片了,酒帮我完成了这件作品。最后被送到医院。都说三尺之外有神灵,在圣马可广场做行为,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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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行为  威尼斯运河 201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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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水  行为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2017.5.13

再说这个“阴阳”。其实我在“阴阳”这个系列里做过三件作品。一件是《合一》(2015),就一桶墨、一桶水往身上倒下去;另一个是《人》(2016),我往一个倾斜的亚克力容器里倒水倒墨;还有一个是今年做的《悬冰》(2017),两块悬在空中的黑冰和白冰、冰水融化滴下的水和墨,在宣纸上,自然形成一幅阴阳构成的图像。“阴阳”这个系列,是2013年搬到了这个我自己设计的斜屋之后才开始的。可能是写书法?我以前也写过书法,但没这么坚持。现在经常写,闻着墨香味,自然就对水和墨有了亲近感。当一些展览机会来的时候,那些日常积累的某些元素就会被激活,作品自然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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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行为/装置  北京麒麟当代艺术中心  201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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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冰  行为/装置  瑞典Skovde美术馆  201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