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与定格 —— 论肖鲁的《对话》/ 胡晓岚

2020-08-29 04:43 0

      对话(装置/行为)1989年.jpg

      1989 年2 月5 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约两小时后,当时26 岁的女艺术家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连开两枪。两声枪响立刻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对话》从此成为’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标志。

      装置作品《对话》的主体是两个铝合金电话亭。当年由杭州市电信局免费提供材料并安装。电话亭的正面玻璃上覆盖了两大张照片,展示一男一女各自打电话的背影。两座电话亭中间由一个镜面连接。镜前的白色台子上放置一红色电话座机,话筒垂下。两座电话亭相对的侧面一分为二,一半镶镜面,一半镶照片。镜面与照片交错相对。作品的镜面部分由红色粗线条分割开来。电话亭外贴有三张小招贴。据肖鲁《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作品《对话》产生于她作为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毕业生的毕业创作,受到老师郑胜天与胡振宇的指导。之后在老师宋建明对作品“破一破”的建议下产生了用枪的想法却未能实施,直至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两次枪击之后作品《对话》才得以完成¹。

      以上叙述似乎显得过于冷静。让我们试着回到当时“现代艺术大展”的火热现场。开幕式当天,孵蛋、洗脚、卖对虾、撒避孕套等等各色事件你未唱罢我登场,“这时展览现场已经是一片混乱,组委会的人四处‘灭火’,WR小组的朱雁光被驱逐出场。朱雁光高叫:‘我自己会走!’各种离奇的突发情况此伏彼起,WR的三个白衣人被人带进办公室以后,高名潞及时冲过去救援,公安人员也很紧张,蒙着白衣服也挺恐怖的,不知道衣服里有什么,命他们赶快把衣服扒了,朱雁光衣服脱到一半警察问:‘你们是谁,哪儿来的?’他大喊一声:‘大同游击队!’‘砰——砰——!’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起。中国第一次现代艺术大展彻底陷入混乱。” ²

      枪击事件使唐宋和肖鲁被公安机关逮捕,并导致了大展期间中国美术馆第一次闭馆。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都立刻报道了该消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曼谷邮报》、香港《申报》以及欧洲的大报都报道了肖鲁的枪击行为。国内的所有报纸和媒体也都追踪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把《对话》和打枪行为描述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头条新闻。在新闻传播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像肖鲁的这件作品那样产生强烈的新闻冲击³。

      最初曾有大展负责人对于枪击行为表示非常愤慨,也有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枪击是对画展严肃性的破坏,声明概不负责⁴。但是后来,作为大展主要负责人的高名潞和筹展人的栗宪庭都对枪击《对话》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栗宪庭认为这是一个“事件艺术”,“承杜尚以小便池揶揄社会审美习惯的艺术智性,标志了中国前卫艺术在艺术观念上向智慧方向的拓展”,并且成为了“新潮美术的谢幕礼”⁵。 而高名潞则认为:“有许多当初不知道的事情,今天看来,都增强了肖鲁枪击《对话》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几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书都介绍了这件作品”⁶。大展之后,枪击《对话》的录像和照片曾参加1990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1950年代到1980年全球观念艺术展”(thePoint of Origin: Global Conceptualism) 和1998年“蜕变与突破:全球华人新艺术展”(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等重要展览。从枪击行为中对射击目标——作品《对话》的瞄准聚焦,到媒体对于事件报道的聚焦,直至最后《对话》被定格为’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标志。这一枪击行为的开始与结果无疑与当时能够产生激烈震动的社会背景与特定语境有关。

     中国艺术中对于现代艺术的追求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如倡导西方现代美术的社团决澜社和林风眠、庞熏琹等从事现代艺术实验的艺术家。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到北京的“星星美展”继续借鉴现代艺术。后者与“伤痕美术”以不同方式对“文革”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反拨。而’85新潮美术则是对现代梦的奋力追逐。

     80年代延续了革命的模式,是“中国现代艺术批评形成并最有活力的时期”。批评家常常基于启蒙主义的立场,作出宏观判断。1985年以前,《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对于异化、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85-1989年,“文革”问题逐渐淡化,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文革”。现代和传统的问题凸显出来。1985年出现文化热,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倾向,最后以纪录片《河殇》的集体观点为代表。媒体与出版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的书籍翻译出版,既有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有克莱夫• 贝尔和贡布里希的理论。讨论的模式一时间变得复杂起来,各种理论在文化热中相互混杂,从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代主义、分析哲学到中国的老、庄、禅。

      躁动的文化热正是新潮艺术家初期艺术反叛的文化背景。许多老照片记录了当时的盛况,这些年轻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老棉袄、中山装、背心、裤衩、解放鞋,蹲在一起讨论尼采、弗洛伊德、蒙克与毕加索,交换欣赏画册和作品幻灯⁷。各地美术团体如“厦门达达”、“浙江池社”、“北方群体”、“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等等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⁸。 ’85 新潮美术运用西方的方法和语言来回答西方文化的问题,最后发展成为了现代而现代。现代像魔鬼一样鞭催艺术家创新,除了疲于奔命还得生搬硬套迅速翻新⁹。艺术家努力用视觉的方式表现哲学思想,在艺术语言上进行各种探索,无论是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还是抽象艺术、达达主义以及装置、行为等等形式,“将西方整个现代艺术重新进行了一次演习”。

     ’85新潮美术作为艺术运动实际上是80年代整个社会文化潮流的一部分。各种先锋实践与语言实验不仅出现在艺术界,还表现在文学界的先锋文学和先锋诗歌、电影界的探索电影、音乐界的先锋音乐等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政治上走向开放,而商业化压力尚未到来的空白时期。这一时期为孕育理想主义热情、激发各种乌托邦幻想设置了最理想的温床。” ¹⁰那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¹¹,充满了梦想与激情,焦灼与躁动。人们在疯狂中寻找希望,纯粹又没有方向。肖鲁给高名潞的信中曾说:“激情是那个年代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¹²

      新潮美术在1987年开始走下坡路,至’89“中国现代艺术展”成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提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最初动议是在1986年的珠海会议。之后经过黄山会议,到大展开幕已经是三年以后了¹³。 前卫艺术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美术馆展出,集体公开亮相。在筹展人栗宪庭的眼里,由于大展变成了“缺乏前卫性指导思想”和“预见性把握”的回顾展,因此将展览的意义放在其社会性上,企图制造有别于以往的“新鲜和刺激”。而两声枪响所产生的强烈效果立刻使得其他艺术家的出格行为都变得黯然失色。枪声准确把握了“被压抑过久以后希望宣泄的”时代心态,成为集体焦灼情绪的爆发口¹⁴。

      198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有人将枪声与1989年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89大展确实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枪击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就是“孵蛋、枪击、避孕套”。政治与性一直是媒体敏感的话题。“枪杆子里出政权”,枪与暴力、国家政权的天然联系使其自身具有政治隐喻,何况枪击发生在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美术馆,发生在明令禁止枪支流通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前卫与主流,越界与禁忌,国外媒体自然地对于枪击事件作出政治性解读。

      枪击在装置作品《对话》上留下了小小的弹孔与裂纹,其引发的轰动与新闻性使得作品《对话》定格为标志与符号,亦折射出转型期与敏感期的特定政治、社会与文化语境,成为历史物证与遗迹。

      尽管新潮美术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受到当时评论家的批评,但是如果立足于当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新潮美术的反叛姿态和对自由与理想的追求依然具有闪光的精神力量。新潮美术和’89中国现代艺术展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将无法回避。那么,《对话》作为标志性作品,也是当代艺术史书写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作品。

      历史常常交织了必然性与偶然性。从肖鲁自己对于作品《对话》创作前后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对话》自诞生直至枪击之后最终得以完成的整个过程中存在很多偶然性。肖鲁在1988年进行毕业创作时就产生过枪击作品的想法,并曾向浙江省射击队的沙勇借枪,由于沙勇临时与她联系不上而没有实施。如果枪击早在那时完成,就远不会有后来的轰动效应了。如果肖鲁没有高干背景,没有在北京的社会关系,那么将连枪支本身都无法获得。如果’89大展在筹展过程中就展场问题与农展馆达成协商,那么枪击就不会在中国美术馆发生,事件的新闻性也会相应减弱。另外,在肖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创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肖鲁枪击作品的目的在于于个人情感,是她对情感阴影与困扰的告别。她并没有过多考虑到法律后果、社会影响及作为独立事件的意义15。反观艺术史,艺术作品的出现往往充满偶然性。然而,尽管在肖鲁个人的叙述中,枪击作品的目的是出于个人情感,但恰恰是这种情感的困扰,无处诉说的压抑状态与当时特定时代集体心理的压抑状态相符合。肖鲁借助枪击行为完成情感宣泄的宿命与当时社会中焦灼情绪一触即发的紧迫状态正好对接,因此作品产生的必然性自然凸显了。正是个人心态与时代心态的契合,造成了枪声所具有的集体性与社会性。

      近观作品《对话》会进一步发现其中蕴含的一系列悖论。悖论似乎一开始就存在了,就创作目的而言,作品《对话》是纯粹个人情感的表达和无法言说的个体感情的释放,而从其引发的结果来看却具有强烈的新闻性与社会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或许正由于其社会性的遮蔽,人们对于作品本身的创作目的并不十分关注。

      装置作品《对话》取材于现成品——电话亭。电话亭作为80年代都市环境所特有的公共设施,本应是透明的,虽然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存在。而在《对话》中,两个电话亭都被转换为密闭的黑房间,尽管两个电话亭的正面各有一男一女打电话的背影,但是背影本身的背景也是黑色的。对话往往在双方开诚布公的前提下最为有效,黑色中的对话也许正暗示了沟通的隔离。此外,两座电话亭之间由一个镜面连接,但是镜面上同时出现了红色粗线条将镜面分割。不现实的联系与实际的隔离同时并存。

      从表面上看,装置《对话》展示了正在打电话的一男一女,似乎是他们两人在通电话。以往的阐释大都认为两座电话亭之间悬置的话筒暗示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对话的无效,不过,从现实层面来说,人们似乎相对较少从一个公共电话给另一个公共电话打电话。那么如此看来,我们是否也可以将作品阐释为两人原本没有相互对话的意愿,而是各有谈话对象?那么中间话筒空置的电话座机或许可以进一步解读为对话对象的缺席,或至少是一种暂时的缺席。

      此外,枪作为一种武器意味着破坏力与杀伤力,枪击直接且有效。无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还是“党指挥枪”,枪象征着国家机器或者国家政治。“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一声枪响常常成为对被奴役、被压抑状态的突破。从装置作品《对话》所反映的状态来看,对话首先依靠电话进行,并非采用一种直接面对面的方式,那么,作者对于作品本身的射击是否可以解读为对直接对话的渴望?或者,更进一步地,可以将肖鲁的枪声作为对国家政权的挑衅?在特定历史时期,枪声是否还可以解读为对自由对话的无限向往?

      时隔这么多年,仅从作品自身所蕴含的一系列悖论出发,《对话》仍然具有被进一步解读的空间。作品一旦诞生就同时获得了无限阐释的可能,正如王尔德在《道连• 格雷的画像》的序言中所说的,艺术之镜反映出的是观者本身而不是生活。无论是发生在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对话,还是两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虽然常常出现错位与隔离,但是对话的渴望与努力会始终存在。我们,作为观众,与已被聚焦并定格成为标志性作品的《对话》之间所进行的对话同时包含两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品与艺术史之间多重对话的可能性。


       胡晓岚

  2011年5月15日于望京。


1 肖鲁:《关于1989 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修订稿)》,艺术数据网http://www.art-here.net/html/av/7431.html

2004 年2 月2 日于杭州下满觉陇初稿(2004 年4 月23 日刊登于“美术同盟”网站);

2004 年6 月30 日修改于北京呼家楼(2004 年10 月,刊登于《艺术家茶座》总第二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7 月25 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2005 年5 月,刊登于《天涯》杂志,海南省报刊发行局发行);

2005 年10 月19 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2005 年10 月21 日,刊登于“美术同盟”网站); 

2007 年8 月2 日再次修改于北京东营艺术区。

2 蒯乐昊:《20 年前现代艺术“七宗罪”》,《南方人物周刊》2009 年第11 期,第62-66 页。

3 高名潞:《一声枪响——半生对话:对肖鲁作品〈对话〉的解读》,《嘉德通讯》2006 年第3 期,第98-101 页。

4 唐宋:《关于1989 年2 月5 日〈枪击〉事件的简要陈述》,艺术数据网http://www.art-here.net /html /av /7380.html ,1989 年2 月27 日。

5 栗宪庭:《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 附:唐宋、肖鲁作品点评》,《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年8 月,第255 页。

6 高名潞:《一声枪响——半生对话:对肖鲁作品〈对话〉的解读》,《嘉德通讯》2006 年第3 期,第98-101 页。

7《’85 新潮 中国当代艺术“考古”》,中国先锋艺术家联盟http://blog.sina.com.cn/wincome77 ,2008 年7 月4 日,来源:《外滩画报》。

8 具体情况见黄燎原:《关于’89 艺术大展上“七个行为”的对话》,http://www.ionly.com.cn/nbo/zhanlan/showAtt_358.html ,来源:东方视觉网站。

9 尹吉男:《现代 现代》,《独自叩门》,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 年8 月,第253 页。

10 费大为:《’85 新潮,一次出轨的瞬间》,《’85 新潮 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1 查建英:《写在前面》,《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5 月,第3 页。

12 肖鲁:《就“’89 现代艺术大展”枪击作品〈对话〉给高名潞的信》中的第4 封信,艺术数据网http://www.art-here.net/html/av/7375.html

2004 年3 月23 日写于杭州下满觉陇。

13 相关具体情况可参见2009 年第3 期《当代艺术与投资》,其中刊登了《中国现代艺术二十年》纪念回顾专题,专题的呈现重点为一种口述的历史,采访了’89 大展主要组织者与部分参展艺术家。

14 相关具体情况参见栗宪庭:《关于〈枪击事件〉与部分当事人的访谈录与再解读》,艺术数据网http://www.art-here.net/html/av/7372.html

2004 年春初稿,2005 年10 月3 日改毕,来源:Tom 专稿。

15 相关具体内容请参见肖鲁与栗宪庭与高名潞的通信,关于枪击事件的说明及补充说明以及栗宪庭对于肖鲁的访谈。